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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示 教 育

2017年第1期

（总第56期）

宿迁学院纪检监察室编印  　                                                     2017年4月28日

本  期  目  录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公报 ………………………………………………………   （1）

2. 解读江苏反腐“大数据”：医院高校渐成贪腐高发地… （9）

3.江苏广电腐败调查：采购部里的“实权派”…………… （12）

4.江苏省通报2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25）

5.江苏去年查办1996名贪腐人员挽回经济损失6.76亿元（26）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23人，列席266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总结2016年纪律检查工作，部署2017年任务，审议通过了王岐山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王岐山同志就规则（试行）审议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直面现实、充满自信，蕴含着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许党许国的担当精神，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战略全局高度，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讲话指出，经过全党4年多的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讲话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仍然任重道远，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需要经历砥砺淬炼的过程，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向党的十九大交上改进作风、严明纪律、惩治腐败的优秀答卷。要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定和提高政治觉悟，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党的高级干部要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要强化党内监督，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纪检监察工作，对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把自己摆进去，密切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全面、科学、系统、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思践悟、悟懂通透，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全会认为，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坚守职责定位，带头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修订党内监督条例，颁布问责条例，制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时间表、路线图，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部署开展改革试点，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坚持经常抓、抓经常，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强化日常监督执纪上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深化政治巡视，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全覆盖，深入开展“回头看”，创新方式方法，巡视和巡察有机衔接，利剑作用充分彰显。坚决减少存量、遏制增量，严明换届纪律，持续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织牢追逃追赃“天网”。聚焦扶贫民生，重点督查督办，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纪委班子和队伍建设，加大干部交流和管理监督力度，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全会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工作，有以下体会：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新时代承载新使命。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制定和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选对人用好人，树立鲜明价值观和政治导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原则，树立“四个意识”，只有在思想和行动上提高政治站位，不断从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上找到差距，才能真正做到向核心看齐。增强“四个意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忠诚卫士。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根本，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党内监督。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决定政治生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抓起。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和战斗性，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第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民心始终是我们党最深厚的执政之基。不讲政治、脱离群众，党的领导就会被虚化削弱。必须坚决纠正政治虚无主义倾向，旗帜鲜明讲政治。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就是民心，增强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赖，是最大的政治成就。落实党中央一系列为民务实的好政策，关键靠党的坚强领导，靠全面从严治党作保障。要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要把纪委的自我监督与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自觉接受党和人民考验。党章赋予纪律检查委员会权威地位和重要职责，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联系着纪委的中心工作，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党的领导本身包含着管理和监督，首先要加强党委对纪委的日常监督。纪委要把自我监督与接受党内监督结合起来，同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融合，推进纪检监察机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第五，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宽松软到严紧硬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永远在路上，贵在开好头，重在看方向。管党治党宽松软是多年形成的，严紧硬也绝非一日之功。不坚持就无以深化，不深化也无以坚持。准确把握坚持与深化的关系，体现着科学精神，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坚持不断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相统一，保持坚强政治定力，靠严肃政治生活、靠加强党内监督、靠强化责任追究、靠选对人用好人，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全会提出，今年将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纪律检查工作意义重大。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推进标本兼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执纪问责，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扎紧制度笼子，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用担当诠释忠诚，以良好精神状态和优异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纪检机关要履行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以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为尺子，加强对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为中央和地方换届提供组织、干部保障。

第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交上作风建设合格答卷。把纠正“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注新动向，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对执纪审查对象存在“四风”问题的，要先于其他问题查处和通报。检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措施执行情况，实事求是修订制度。坚定文化自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

第三，以强有力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少数”，层层落实责任。严格执行问责条例，加大问责力度，激发担当精神。

第四，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牵头抓总，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协调和服务，试点地区党委负主责，纪委要抓好组织实施，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第五，坚定旗帜立场、紧盯目标任务，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上下功夫。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量。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

第六，立足本届完成纪检体制改革任务，提炼总结实践成果。完成对中管高校的巡视，实现党中央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目标，总结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经验，把巡视创新实践固化为制度成果。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三转”，推进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完善派驻工作机制，发挥监督作用。

第七，无须扬鞭自奋蹄，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做好纪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统筹干部选拔、培养、交流、使用，严格落实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队伍。

全会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一致认为，党中央高度重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对纪检机关寄予殷切期望。制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是纪检机关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做到正人先正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严格自律的担当和决心。全会指出，规则紧扣监督执纪工作流程，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规程；规定谈话函询的工作程序，执纪审查的审批权限，调查谈话和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提炼有效管用实招，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中央纪委要带头执行规则，加强对监督执纪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各级纪委要切实履行自身建设主体责任，严肃处理执纪违纪、失职失责行为。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李书磊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王仲田同志严重违纪问题、李建波同志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仲田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李建波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辞去中央纪委委员职务的决定。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有力保障，交上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二、解读江苏反腐“大数据”：医院高校渐成贪腐高发地

近日，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昭示了各部门反腐的决心。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对外通报了今年第三季度江苏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查办情况。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江苏检方共立案侦查21名原县处级以上干部，逮捕18名原县处级以上干部，移送起诉32名原县处级以上干部。

梳理三季度贪腐案件发现，医院和高校有渐成贪腐高发地的趋势。

通报显示，今年三季度，江苏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328件439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罪253件340人，涉嫌渎职侵权犯罪75件99人；在被立案侦查的人员中，有原厅级干部2件2人，原县处级干部19件19人，原科级及以下干部278件376人。

该数据与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相比有何变化？省检察院于今年8月初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896件1159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716件884人，涉嫌渎职侵权犯罪180件279人；在被立案侦查的人员中，有原厅级干部3件4人，原县处级干部70件73人，原科级及以下干部754件965人。也就是说，今年1到6月份共有77名原县处级以上干部被立案侦查。那么，相比这个数据，第三季度被立案侦查的2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不过，在金额方面，第三季度贪污受贿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大案人数却有所增加。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贪污、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为14人，而第三季度贪污、受贿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却多达18人。

落马厅干张雄贪污210万，人称“金牌教头”

今年第三季度，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原厅级干部2人，逮捕原厅级干部1人，移送起诉原厅级干部4人记者了解到，在被立案侦查的两名原厅级干部中，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原局长邵毅(正厅级)是其中一位，他也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微博正式对外公布过的一位。

资料显示，1953年出生的邵毅曾任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江苏省交通产业集团总经理；江苏省航空产业集团总经理；江苏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局长、党委书记；华东有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2月24日，邵毅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时隔半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微博消息证实邵毅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不得不提的另一位落马厅干则是南京体育学院原院长张雄，今年7月17日，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盐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对张雄提起公诉。

游泳队教练出生的张雄曾培养出叱咤泳坛的林莉、王晓红、陈艳等名将。作为她们的教练，张雄在国内外也引起业界关注，人称“金牌教头”。2009年，江苏省政府发文，正式任命张雄为南京体育学院院长，他也因此成为一名正厅级干部。之后，张雄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江湖上也鲜有他的传闻，直到传出他被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据检方指控，张雄在担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款高达210万余元。

贪腐案件覆盖各行各业，医院高校渐成高发地

第三季度被立案侦查的原县处级以上干部有19人，原科级及以下干部有376人；被逮捕的原县处级干部有17人，原科级及以下干部有126人；被移送起诉的原县处级干部有28人，原科级及以下干部有410人。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被查办的原县处级及以下干部，覆盖各行各业，如粮食系统的苏州市粮食局原局长黄雪球受贿案；水务系统的苏州市虎丘区镇湖街道水利站原站长张文献受贿案；江苏涟水县委原常委杨亚专受贿案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医院和高校有渐成贪腐案件高发地的趋势。以医疗行业为例，仅无锡一个市，第三季度就有多家医院科室主任因受贿被捕，如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潘宇红(正科级)受贿案；无锡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陈国千(正科级)受贿案；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严子禾(正科级)受贿案等。

同样，在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也频频发生，如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原校长金玉书受贿案；南京晓庄学院基建处原处长助理王康(副处级)受贿案；徐州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原教授李清伟贪污案等。值得一提的是，落马厅干张雄的贪腐行为也发生在本该纯净的高校。

三、江苏广电腐败调查：采购部里的“实权派”

近日，一份江苏广电相关人员在节目采购中受贿的判决书，引发关注。

判决书中的被告人江红，曾是江苏省广电集团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副主任。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4年间，江红利用担任江苏省广电集团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副主任等职务之便，在电视剧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现金人民币共计830.8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846.969万元。

参与行贿的影视公司达30家之多，华谊兄弟、长城影视、上海新文化、华策影视（子公司上海剧酷）及千乘影视等较为知名的影视制作公司赫然在列。

2016年8月22日，因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江红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70万元。

在江红被带走的2015年2月10日，与她一起被带走的，还有江苏广电卫视频道原副总监兼节目采购部主任张彦。2016年8月4日，张彦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起诉书指控，从2010年到2013年间，张彦身为江苏卫视节目采购部门的直接负责人，在外参加电视节期间，不时有电视节目制作单位的发行人、老总上门“送钱”。张彦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档酒店内，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回到南京后，也曾在家门口收钱。这些以“审片费”等名义交到他手中的现金，一般为10万至20万元，最高的一笔有80万元。起诉书称，张彦共收受他人“审片费”等合计206万元，另有数百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张彦为自己辩护称，其中一笔26万元自己确曾收下，但收下时并不知道是现金，以为是电视剧样片，发现后随即让自己的副手退钱。而针对家中有16块卡地亚、百达翡丽奢侈品手表，数百万财产来源不明等情况，张彦称均来源于自己每年约200万元的合法收入。目前，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三个月后的2016年11月7日下午，江苏广电集团电视节目采购部主任石卫平也因涉嫌受贿被起诉。起诉书指控：2004年至2013年，石卫平利用其担任江苏省广电集团电视节目采购部主任的职务之便，在电视剧采购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多家影视公司给予的财物约人民币57万元。

一位接近石卫平的消息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石被抓时已经调任江苏卫视综艺频道总监，其任采购部主任期间的受贿行为仍然被查，可见广电系统反腐的力度。“现在江苏广电内部的情形，可用‘风声鹤唳’四个字来形容。”

自2015年以来，中央开始严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域的腐败问题。2015年1月，时任中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在接受访谈时透露，派驻纪检组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大关键领域腐败的常规表现、惯用手法进行了探底调研，特别是对一些行业的“潜规则”进行深度了解。

李秋芳说：“在关键领域，比如影视剧购销、大型节目，有些单位的设备采购好多是单一来源，有些不经过招投标程序，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据了解，江苏省广电集团地面频道广告部原主任缪林、江苏卫视广告部原主任龚立波，以及江苏广电总台前任台长周莉等，也曾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高含金量的“荐片权”

判决书显示，江红的受贿从2005年开始。

江红先后在江苏广电集团内担任电视节目采购部节目主管、电视节目采购部地面频道采编二室高级采购主管、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副主任兼采购科科长、卫视频道总编室副主任兼采购部主任、营销部节目采购部副主任兼采购科科长，以及节目采购部副主任兼采购科科长。她利用上述职位之便，收受各影视公司的贿赂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单笔最高金额达到55万元。

所有的贿赂均以现金形式收取，地点多为外地酒店，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其中以北京为最。

2005年5月，江红利用担任电视节目采购部节目主管的职务之便，在采购电视剧业务中，为北京时代春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后在北京福建大厦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甲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

两年后的2006年7月，受贿地点依然是北京福建大厦。此时，江红已经担任节目采购部地面频道采编二室高级采购主管。她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大唐辉煌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给予的现金人民币5万元。

据业内人士透漏，电视节是电视剧购销腐败的高发地，影视公司的制片、发行人员经常利用这一活动，对出差在外的各电视台采购负责人进行行贿。因此，每年举办北京电视节的8月和上海电视节的6月前后，是较为常见的行贿受贿时间点。

从江红的判决书也可以看出，受贿一栏下列的二十九条具体名目中，受贿时间大多集中在5月至8月。

不难发现，落马的江红、张彦以及石卫平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即采购部核心人士。

一位不愿具名的体制内资深电视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网络剧兴起之前，中国的电视产业大约控制在50个人手中。据他估算，除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外，目前中国共有31个省级卫视，去掉十几个没有太多实际购买能力且排名靠后的卫视，还剩下20个左右。按照一个台长，一个采购部主任（或者加上副台长、采购部副主任，有些是总编室主任）的标配，就可以估算出掌握实权的大概人数。

该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各电视台具体的电视剧采购流程有所差异，但大体而言，分为审片、决策、执行三步。

在审片阶段，一般是由专业的审片团队根据各电视台的定位和需要进行审片。如湖南卫视主打青春偶像路线，上海和浙江主推时尚剧，安徽卫视经常播出家庭伦理剧，而江苏卫视则以情感剧为主。除了大的范畴要符合电视台定位以外，审片人员还会综合考虑受众群体、商业性和娱乐性、剧本内容、意识形态、导演演员阵容等因素，并据此列出一份包含上述名目的审片表格。依据上述名目，工作人员会进行打分，确定初步的购剧清单。

随后的决策一般交由采购部主任或副主任，有的电视台则由总编室主任分管电视剧采购工作。经过这个环节后，最后交由台长或分管采购工作的副台长签字审核。具体的执行如签署合同、分期付款，亦由采购部门完成。

在付款方面，虽然理论上每一笔采购金额都需要经过财务部的审核，但现实中大多是形式上的审核，且财务部并不会干涉具体的采购业务，只负责资金流转上的核准，并且不同电视台财务部的权力大小不一。

江苏省广电集团节目采购部主任助理杨金平曾撰文介绍，江苏省广电集团电视节目采购工作实行四级审片制，即采购人员初审、审片组审片、分管主任复审、主任审看。另外还有送频道或者召开观众审片会议复审。

对审片评价较好的剧目，进行外地播出效果评估，最后形成剧目的总体评价，对有争议的剧目报总台分管领导决定。所有外购节目的采购在部门民主集中形成意见后，报总台领导批准购买。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在具体的电视剧采购业务中，采购部门的一、二把手是权力的核心，亦是寻租的重点对象。

据了解，各电视台采购部门一向以“油水多”著称，能进入采购部的人员大多资历较老。在一些较为发达的省级台，一个员工在采购部门的工作时长不得超过两年或三年，很少有连任的现象。

以江红案为例，由于她具有荐片权，且是负责采购工作的二把手，因此受到众多影视公司发行、制片方面的格外“青睐”。

被虚化的程序

众多事实表明，在电视台的电视剧采购业务中，存在明显的“一言堂”现象。

最典型的当属原安徽广播电视台原总编室主任肖融。据了解，肖融一人就把持着该台电视剧采购业务中几乎所有的核心权力。据肖融一审判决书中证人吴某的证言，肖融作为总编室主任，相关电视剧的购买程序，均由他提出初步购买意见，分管台长审批，并由肖融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签订合同，最终的付款亦须由肖融签字。

证人吴某为上海克顿文化公司总裁，该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有剧酷公司、辛迪加公司、好剧公司、剧芯公司、克顿影视公司等，主要从事电视剧创作、制作、营销、发布等业务。剧酷公司生产制作的电视剧《娘家的故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独播，2008年发布会期间，吴某在合肥市自己住的宾馆房间里，送给肖融5万元现金。2009年春节期间，吴约肖融到合肥市梅山宾馆里的茶楼喝茶，临走时送给肖融20万元现金，以感谢他的关照，希望以后能够多引荐该公司的电视剧。2010年5月份左右，肖融到上海参加电视节，吴在肖融住的宾馆咖啡厅里送给他20万元现金。2011年、2012年、2013年春节期间，吴某应邀到肖融家聚会时，每次都送给他现金10万元。

吴某称，该公司卖了很多电视剧给安徽广播电视台，双方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与肖融的关照分不开，肖融在引荐、审核、付款方面都帮了忙”。

肖融甚至可以决定某电视剧具体的播出时间档。吴某说：“安徽广播电视台在采购《水上游击队》这部剧过程中，肖融没有设卡，并安排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付款也很及时。”

2015年10月12日，肖融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对其违法所得人民币541万元、金条9根予以追缴。

肖融只是安徽广电电视剧采购利益链条上的一环。就在肖融被判刑的一个月后，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涉嫌受贿、贪污一案于2015年11月3日开庭审理。

起诉书显示：张苏洲利用担任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期间，利用所掌握的广告经营、电视剧及节目购销、人事调整和大型综艺活动等决策权，大肆收受贿赂及贪污公款约1600多万元。

张苏洲腐败窝案涉案20余人，涉案总金额超过3300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在安徽广播电视台，表面上虽有一套完整的审片、购剧程序，但实际成交往往取决于影视公司和电视台购剧人员背后的权钱交易。从张苏洲、原分管副台长赵红梅，到原总编室主任肖融、原节目购销中心主任陶东昕和原副主任张文旭，在购剧过程中“从上到下”全员受贿。受贿金额最小的也在百万元以上。

而前述的证人吴某本名吴涛，系安徽电视台原副台长，后来下海创办上海克顿公司，多年来分10次共送给张苏洲249万余元，成为安徽广电最大的电视剧供货方。

业内人士称，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天然无法产生足够客观有效的评价标准，很难量化。并且，相较于欧美国家电视剧产业中公开透明的项目招投标方式，中国电视剧购销环节不透明，行业评价标准不明晰、弹性大且缺乏独立而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介入，这些问题使得电视台所谓严格的电视剧采购程序如“空中楼阁”，为腐败提供了生存土壤。

小说《电视台长》的作者湘人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由于电视产品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等问题，电视台台长有时还需要做政治上的把关，具有一票否决权，因此中国的电视剧产业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市场化和购销的公开透明化。

“中国的电视剧行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电视剧的制作环节，采购环节，还是播出和市场消耗的环节，很多游戏规则都是不成熟的。”他说。

8%的神秘“业务费”

对影视公司而言，游戏规则非由他们制定。在电视剧购销这个游戏中，电视台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中国的电视剧产量居高不下，质量良莠不齐，每年供过于求，使得中国的电视剧行业呈现出典型的买方市场特征。再加上播放渠道由“一剧四星”变为“一剧两星”等政策的出台，僧多粥少，相较多如过江之鲫的影视公司，少数几个具有购买力的卫星电视台处于强势的地位。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统计，2015年，中国电视剧生产总部数为395部，集数为1.65万集，与2012年至2014年的年均生产量大致相当。然而，中国每年能够真正播出的电视剧只有8000集左右，这意味着每年几乎有近一半的电视剧被束之高阁。电视剧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最明显的事实，这也是众多影视公司纷纷行贿的一个大背景。

而播出渠道的收窄和制作成本的高企，使上述情形进一步恶化。

原有的电视剧播出政策被称为“4+X”或者“一剧四星”，即四家省级卫视和X家地面电视台包括地级市的电视台，可以集资购买同一部电视剧，并同时首轮播放。

2015年1月1日，各电视台正式实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一剧两星”政策，即同一部电视剧在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的播出不得超过两集，此举试图控制过于明显的产能过剩，释放“4+X”播出模式下的海量电视剧库存。

然而，著名编剧汪海林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一剧两星”的政策使得黄金时间档只有两集联播，骤然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播出量。并且，电视台的两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一线卫视财大气粗，成为各影视公司争相讨好的买主，而三四线的小电视台或普通的地面频道由于吸引不到好剧，从而没有收视率和与之相伴相生的广告收入，使其财政进一步萎缩，更加无力购剧。

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电视台采购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电视台的采购人员不像几个知名卫视那么风光，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电视剧，制片方不愿意搭理他们。

而电视台方面为了降低风险，通常会与影视公司分两到三期签订合同。而据业内人士透露，电视台的付款周期往往会更加滞后，比所签合同晚付半年甚至一两年都不足为奇。即便是国内最有实力的几家电视台，也很难保证按时履约。

湘人李指出，在拖欠款项方面，电视台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它们经常会遇到高收视率低广告收入的情况。对文化产业来讲，最后套现的都是广告。因此在电视台的众多项目中，总会出现有些项目是赚钱的，有些项目却是赔钱的情况。对有些剧而言，付款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汪海林说，一般而言，影视制作公司销售额的15%被用于宣发和发行，又称宣发费，其中，给采购人员的钱一般是5%~8%。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行规”。

在吴涛行贿案中，克顿传媒财务总监林某证实，公司在电视剧发行过程中有一笔宣发费用，统称为业务费，大约占电视台购剧总金额的8%。这笔神秘的“业务费”，不直接支付给六个子公司，而是通过剧组、工作室等直接打给相关人员，最后子公司再拿发票来报账即可。

江苏曾派出影视产品采购专题调研组，对全省影视剧购销工作进行调研，总结了影视剧采购中，影视公司常用的行贿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回扣（也称返点）。即在影视剧买卖过程中，卖方为了和买方具体经办人保持密切的业务往来关系，确保双方的长期合作，而从本已属于自己的利益中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给予买方，买方在账外暗中收受卖方的现金。

二是变相领取劳务费。卖方让买方人员以制片人、总监、监理等身份，在影视剧生产合作中挂个名，不参加任何拍片劳动，“名正言顺”地领取高额的劳务费。

三是变相“入股分红”。买卖双方私下达成协议，买方相关领导及购片人员以将来订购卖方某影视剧为代价，用个人名义“入股”卖方该影视剧的制作生产，获取高额“分红利润”。

四是收受高档礼品。卖方通过邀请买方相关人员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赠送高档礼品，拉拢相关人员，以在影视剧购销过程中达到目的。

五是变相消费型回扣。卖方向买方人员提供各种名义的境内外旅游、考察等福利性消费；

六是接受宴请。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卖方为加强与买方感情联络，定期或不定期地宴请买方领导或相关人员以及提供高档消费。

据知情人士透露，江苏广电卫视频道节目采购部主任张彦和副主任江红被查，原因之一是牵扯入上海张慧玲一案。

张慧玲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片人、副总经理，由于涉嫌单位行贿罪被起诉。起诉书指控，2010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张慧玲在担任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片人、副总经理期间，为该单位在销售电视剧的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向江苏城市联合电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陆群（已起诉）、副总经理于勇（已判刑）、江苏省广电集团卫视频道营销部副主任兼节目采购部主任张彦（已起诉）、副主任江红（已起诉）行贿，共计人民币89万元、面值人民币2万元的银行现金卡一张。

而江红的判决书中受贿一栏第二十八条亦指明：2013年3月，被告人江红利用担任江苏省广电总台节目采购部副主任兼采购科科长的职务之便，在采购电视剧业务中，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同年6月，在上海锦江饭店收受该公司张某丁给予的现金人民币26万元。

张慧玲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她曾任安徽电视台总编室节目外购部副主任。

《中国新闻周刊》观察到，很多原属于体制内的广电人跳出体制后，纷纷成立影视制作公司，并利用自己原来在电视台的人脉和资源，拓展自己影视公司的业务。张慧玲和吴涛就是其中的代表。

据汪海林介绍，除了这些自带资源和人脉的影视公司，另一类新兴的影视公司，因为缺乏人脉，更加只能靠大量的行贿和非正常操作来拓展业务。

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的网络剧总产量翻了7倍多。2015年，中国网络剧的年产量是379部，而当年电视剧总产量也只有395部，二者数量几乎持平。

汪海林指出，以前在电视剧市场中，80-90%的钱由电视台出，网站只能出十万到二十万，而现在无论是《欢乐颂》还是《如懿传》网站的出价已然达到900万、上千万一集，而电视台则最多出到100多万一集。

“很多制片方已经开始转变观念，要想赚钱，先听网站意见，再听电视台意见。”

四、江苏省通报2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宝应县广洋湖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开友侵占群众大病保险款问题。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期间，潘开友利用职务便利，在未经同意情况下，用参保人身份材料办理银行账户并上报给保险公司，待大病保险款到账后转入其个人账户，只将部分款项给参保人，先后截留9.45万元并据为己有。潘开友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宿迁市宿城区双庄镇探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文件等人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2014年至2016年9月，刘文件伙同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张进和居委会副主任王忠，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土地征迁附着树木数量等手段，3次套取财政资金共6.89万元，并私分6.69万元。其中，刘文件分得2.39万元，张进分得2.37万元，王忠分得2.01万元。3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江苏去年查办1996名贪腐人员 挽回经济损失6.76亿元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2月7日通报，2016年江苏检察机关全力推进反腐败工作，护航“廉洁江苏”，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1530件199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76亿元。

2016年，江苏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195件1516人，其中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案件99件124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22人；江苏省检察院组织查办了镇江市委原常委、副市长蒋建明，中国矿业大学原副校长缪协兴等14名原厅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同时，江苏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件480人，立案人数同比上升5.03%。通过查办职务犯罪，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76亿元。

此外，江苏检察机关还先后在医疗检验、扶贫助困、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发放、环境监管等民生领域开展专项行动，共立案侦查医疗检验领域贪污贿赂犯罪264人、其他民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555人，深挖致使国家“新网工程”项目专项资金被套骗的渎职犯罪嫌疑人86人。

“全面从严治党不留纪法衔接空当”。江苏省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建立涉嫌犯罪党员被查处有关情况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移送制度，对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1577名职务犯罪罪犯以及嫌疑人，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通报，“不让腐败分子带着党籍进看守所”。

2016年底，金道铭、杜善学、陈川平、令政策等一批省部级干部贪腐案件陆续宣判，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在江苏检察机关办理的山西“1·23”专案中，共有61名职务犯罪嫌疑人被惩处，彰显了江苏检察反贪干警的过硬能力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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